◎经旨十八首
【易或问〈景佑四年〉】
或问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说善乎？”曰：“善矣，
而未尽也。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
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
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
一卦之言而异体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时也；爻者，各居其一位
者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
之义，为中人以上而设也。爻之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顺六位，君子小人之杂
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顺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
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顺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为中人以下而设也。是以论
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
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
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是故穷极万物以取象，
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遗其及于怪者，穷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隐者，究物之深情也。
所以尽万物之理，而为之万事之占也。”
或曰：“《易》曰：‘君子顺天休命’又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其
《系辞》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其兼
于人事乎？’”曰：“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在诸《否》、《泰》。”
“然则天地鬼神之理可以无乎？曰有而不异也，在诸《谦》。知此，然后知《易》
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
道长，君子道消。’夫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其势然
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于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乱于否矣。否、泰，
君子小人进退之间尔，天何与焉？，”问者曰：“君子小人所以进退者，其不本
于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进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
则小人进以巧。此人事也，天何与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
交而万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乎？”曰：“所
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呜呼！圣人之于《易》也，
其意深，其言谨。《谦》之《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
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圣人之于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
以言出而万世信也。夫日中则昃之，月缺则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见其亏盈于
物者矣。物之盛者变而衰落之，下者顺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见其变流于
物者矣。贪满者多损，谦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见其祸福之被人者矣。
若人则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见其迹之在物者，则据其迹曰
亏盈，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故曰其意深而言谨
也。然会而通之，天地神人无以异也。使其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
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
参焉，则人事惑。使人事修则不废天地鬼神之道者，《谦》之《彖》详矣。治乱
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
或问曰：“今之所谓《系辞》者，果非圣人之书乎？”曰：“是讲师之传，
谓之《大传》，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来也远，其传也多，其间
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
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欤？’若此者，圣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见《易》者也。‘河出图，洛出
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
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
【石鹢论】
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说，攻异
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传》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
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故杜预以谓经
者不刊之书，范宁亦云义以必当为理。然至一经之指，三《传》殊说，是彼非此，
学者疑焉。
鲁僖之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左氏》传之曰：
“石陨于宋，星也。六鹢退飞，风也。”《公羊》又曰：“闻其磌然，视之则
石，察之则五，故先言石而后言五。视之则鹢，徐而视之则退飞，故先言六而后
言鹢。”《谷梁》之意，又谓先后之数者，聚散之辞也，石、鹢犹尽其辞，而况
于人乎？《左氏》则辨其物，《公》、《谷》则鉴其意。噫！岂圣人之旨不一邪？
将后之学者偏见邪？何纷纷而若是也。
且《春秋》载二百年之行事，阴阳之所变见，灾异之所着闻，究其所终，各
有条理。且《左氏》以石为星者，庄公七年“星陨如雨”，若以所陨者是星，则
当星陨而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陨石乎？夫大水、大雪，为异必书。若以小风
而鹢自退，非由风之力也。若大风而退之，则众鸟皆退，岂独退鹢乎？成王之风
有拔木之力，亦未闻退飞鸟也。若风能退鹢，则是过成王之风矣，而独经不书曰
大风退鹢乎？以《公羊》之意，谓数石、视鹢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间，
去僖公五世矣，当石陨、鹢飞之际，是宋人次于旧史，则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
仲尼隔数世修经，又焉及亲数石而视鹢乎？《谷梁》以谓石后言五、鹢先言六者，
石、鹢微物，圣人尚不差先后，以谨记其数，则于人之褒贬可知矣。若乃“西狩
获麟”不书几麟，“鸲鹆来巢”不书几鸲鹆，岂独谨记于石、鹢，而忽于麟、
鸲鹆乎？如此，则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圣人纪灾异，着劝戒而已矣，又何区
区于谨数乎？必曰谨物察数，人皆能之，非独仲尼而后可也。
噫！三者之说，一无是矣。而周内史叔兴又以谓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且
天裂阳，地动阴，有阴陵阳则曰蚀，阳胜阴则岁旱。阴阳之变，出为灾祥，国之
兴亡，由是而作。既曰阴阳之事，孰谓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传》，以记诸国之语，其记柯陵之会曰：“单襄公见晋厉
公视远而步高，且告鲁成公以晋必有祸乱。成公问之曰：‘天道乎？人事也？’
单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侯之容矣。’又曰：‘观其容，知其心。’
后卒如单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书以传后世也！若单子之言
然，则夫单子者，未得为笃论君子也，幸其言与事会而已。不然，丘明从后书之，
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论之？观其容，虽圣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祸福也。夫礼之为物也，
圣人之所以饰人之情而闲其邪僻之具也。其文为制度，皆因民以为节，而为之大
防而已。人目好五色，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乐和声，为制金石丝竹以道之；
体安尊严，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惧其佚而过制也，因为之节。其登车也，有
和銮之节；其行步也，有佩玉之节；其环拜也，有钟鼓之节。其升降周旋，莫不
有节。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则
外闲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视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节，
不过不中礼而已，天之祸福于人也，岂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
怒哀乐之动乎中，必见乎外，推是而言犹近之。单子则不然，乃以绝义弃德因其
视瞻行步以观之，又以谓不必天道止于是，而祸福于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谓非笃
论君子，而其言幸与事会者也。
《书》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与心，其异如
此。故曰观其容，虽圣人不能知其心。尧、舜之无后，颜回之短命，虽圣人不可
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祸
败，则其可乎？
【三年无改问】
或问：“传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
之志焉，蹈道则未也。凡子之事其亲，莫不尽其心焉尔。君子之心正，正则公。
尽正心而事其亲，大舜之孝是也，盖尝不告而娶矣，岂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则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亲者，孝乎？非孝也。故事
亲有三年无改者，有终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
麻之服，祭祀之礼，哭泣之节，哀思之心，所谓三年而无改也。世其世，奉其遗
体，守其宗庙，遵其教诏，虽终身不可改也。国家之利，社稷之大计，有不俟三
年而改者矣。禹承尧、舜之业，启嗣之，无改焉可也。武王继文之业，成王嗣之，
无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恶，曰俟三年而后改，可乎？不可也。
凡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为其父，无改也，虽过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
鲧为其父者，虽生焉犹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
王不待毕丧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鲁隐让桓，欲成父志，身终以弑，
《春秋》讥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亲者，尽其心焉尔。心
贵正，正则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则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门弟子记其言，门弟子死，而书写
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尽夫子之言乎哉？”
【诗解统序】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
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
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明，而经无不通矣。
大抵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繁之辞也，曰猥细之记
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
通欤？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
《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
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
于其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
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
《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
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
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
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阔广{宀遂}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
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庶
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
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
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天下
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
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
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
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
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
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
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矣，由其
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
《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
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
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
之，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
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
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焉不可混周
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
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
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
下，而浅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
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
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王国风解】
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
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
《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录，《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
离》之什而降于《风》。绝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
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
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遍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
《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
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
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着矣，无王则绝之太遽矣。不着云者，《周》、《召》
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
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
周室虽弱不绝其王。苟绝而不与，岂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
《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
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绝也；
《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有如宣王者出，则礼
乐征伐不自诸侯，而《雅》、《颂》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十五国次解】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
多泥于疏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
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着而丑恶者明矣。
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
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陈》
《秦》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
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
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
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
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
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
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
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
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已下，皆
平王东迁、桓王失信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
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
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第口受而已，况一乐工
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着其妄，
庶不为无据云。
【定风雅颂解】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
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会神
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着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
《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
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
《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
乐官不达雅、颂，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
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
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乎！《豳》之
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
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
《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
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强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
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
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
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
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
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
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
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
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
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
云乎？”
【商颂解】
古《诗》三百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
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
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
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
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
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
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
毒纣之恶有不得其着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着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
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
一曰《节》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
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减周，此不当疾。艳妻之
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
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惟司徒。予谓《史记》所
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
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
诗，又其乱说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
“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
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
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
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
《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
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
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
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
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
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
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
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
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
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
经，着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
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
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
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
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
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
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
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
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
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
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
《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
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
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
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
《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
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
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
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
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
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抵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
《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
《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
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
《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
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
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
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
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
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
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
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
王道，而着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
《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
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
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
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
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
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
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
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
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
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
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
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
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
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
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
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
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
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
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
《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
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
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
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
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
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
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
《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
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
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
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
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
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
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
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
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
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
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
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
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
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
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
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
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豳问】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
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
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
《颂》，诗人之意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
暑气节、农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太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
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
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
吾知郑氏之说，自相抵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
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
《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
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
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
为名未必，然则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
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龠章之职，
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
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
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
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
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
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耳，豳
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
《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
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
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为然乎？”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
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
来献其琛。”《閟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
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
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
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文所颂之事。而淮
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
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霸，主兵率诸侯之师，而
鲁亦与焉耳。二十八年，围许，是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耳。十
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
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
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减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
皆齐、晋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
焉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焉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
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鄫，齐侯来会，谋救鄫尔。由是言之，淮夷
未尝服于鲁也。
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
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
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谬，而诗
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
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
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
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
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
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
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谬矣。由是言之，所谓“戎
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
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
见于《春秋》矣。
《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诗》之言不妄，则
《春秋》疏谬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言
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
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着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
《诗》之序不着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
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
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殁，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
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
出，久之三家之学既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
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
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
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与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
《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
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