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文安宰币聘修志，兄於史事久负，不得小试，此行宜踊跃。仆有何知，乃承
辱询。抑盛意不可不复，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约举数条，希高明裁择！有不然处，
还相告也。
一、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如传之与
志，本二体也。今之修志，既举人物典制而概称曰志，则名宦乡贤之属，不得别
立传之色目。传既别分色目，则礼乐兵刑之属，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窃思志为
全书总名，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
以着之；人物名宦，则为传以列之。变易名色，既无僣史之嫌；纲举目张，又无
遗漏之患。其他率以类附。至事有不伦，则例以义起，别为创制可也。琐屑繁碎，
无关惩创，则削而不存可也。详赡明备，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材；否则纵极
精采，不过一家小说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志艺文者，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记序杂文，依类相附；甚而风
云月露之无关惩创，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徵，亦胥入焉。此姑无论是非，即使文俱
典则，诗必雅驯，而铨次类录，诸体务臻，此亦选文之例，非复志乘之体矣。夫
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着选书籍，分其部汇，首
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乃使后人得所
考据，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斯不失为志乘体尔。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
论着，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
故；如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
可也。学士论着，有可见其生平抱负，则全录於本传；如班史录《天人三策》於
《董仲舒传》，录《治安》诸疏於《贾谊列传》之例，可也。至墓志传赞之属，
核实无虚，已有定伦，则即取为传文；如班史仍《史记·自序》而为《司马迁传》，
仍扬雄《自序》而为《扬雄列传》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无可疑虑，而相沿
不改，则甚矣史识之难也！
一、凡捐资修志，开局延儒，实学未闻，凡例先广，务新耳目，顿易旧书；
其实颠倒狙公，有何真见？州郡立志，仿自前明。当时草创之初，虽义例不甚整
齐，文辞尚贵真实，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轻隽小生，史字未曾
全识，皆可奋笔妄修，窃叨饩脯者。然其书百无一存。此皆后凌前替，修新志者，
袭旧志之纪载，而灭作者之姓名。充其义类，将班《书》既出，《史记》即付祖
龙；欧、宋成书，《旧唐》遂可覆瓮与？仆以谓修志者，当续前人之纪载，不当
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
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彼此得失，观者自有公论。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
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以备遗亡；庶得大公无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见毁於
后人矣。
一、志之为体，当详於史，而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
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
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
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
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
一、志乃史体，原属天下公物，非一家墓志寿文，可以漫为浮誉，悦人耳目
者。闻近世纂修，往往贿赂公行，请讬作传，全无徵实。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
然善恶惩创，自不可废。今之志书，从无录及不善者，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一
则惧罹后患之虚心尔。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
之意同；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
一、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
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史记》好侠，多写刺客畸流，犹足令人轻生
增气；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每见文人修志，
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
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
役卯簿，又何取焉？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采访不过百十里，闻见自有真据，
宜加意采辑，广为传述；使观者有所兴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
者矣。尤当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於无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奖
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以备采风者观览，庶乎善善欲长之意。
已上六条，就仆所见，未敢自谓必然。而今世刻行诸志，诚有未见其可者。
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
於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谓修志，令长徒务空名，作者又鲜
学识；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竞，文
士得之以舞曲笔；主宾各挟成见，同局或起抵牾，则其於修志事，虽不为亦可也。
乃如足下负抱史才，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向与仆往复商论，窥兄底蕴，当非
苟然为者。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致币敦请，自必一破从前宿习；杀青未毕，而
观者骇愕，以为创特，又岂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书矣。仆於此事，无能为役，
辱存商榷，陈其固陋之衷，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兄其有以进我乎？
○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日前敬筹末议，薄殖浅陋，猥无定见，非复冀有补高深，聊以塞责云耳。乃
辱教答，借奖有加，高标远引，辞意挚恳，读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负良史才，博
而能断，轩视前古，意志直欲驾范轶陈，区区郡邑志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
心虚，不耻往复下问。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怀耶？前书粗陈梗概，过辱虚誉，
且欲悉询其详。仆虽非其人，辄因高情肫挚之深，不敢无一辞以覆，幸商择焉。
一、体裁宜得史法也。州县志乘，混杂无次，既非正体，编分纪表，亦涉僣
妄。故前书折衷立法，以外纪、年谱、考、传四体为主，所以避僣史之嫌，而求
纪载之实也。然虚名宜避国史，而实意当法古人。外纪年谱之属，今世志乘，百
中仅见一二。若考之与传，今虽浑称志传，其实二者之实，未尝不载；特不能合
於古史良法者，考体多失之繁碎，而传体多失之浑同也。考之为体，乃仿书志而
作。子长八书，孟坚十志，综核典章，包函甚广。范史分三十志，《唐书》广五
十篇，则已浸广。至元修《宋史》，志分百六十馀。议者讥为科吏档册。然亦仅
失裁制，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县志书，多分题目，浩无统摄也。如星野疆域沿
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户口赋役，征榷市籴，俱食货考中事也；灾祥
歌谣，变异水旱，俱五行志中事也；朝贺坛庙祀典，乡饮宾兴，俱礼仪志中事也。
凡百大小，均可类推。篇首冠以总名，下乃缕分件悉，汇列成编；非惟总萃易观，
亦且谨严得体。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志猥琐繁碎，不啻市井泉货注簿，
米盐凌杂，又何观焉？或以长篇大章，如班固《食货》，马迁《平准》，大难结
构。岂知文体既合史例，即使措辞如布算子，亦自条理可观，切实有用。文字正
不必沾沾顾虑，好为繁琐也。
一、成文宜标作者也。班袭迁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别异；以《史》、
《汉》同一纪载，而迁史久已通行，故无嫌也。他若诏令书表之属，则因其本人
本事而明叙之，故亦无嫌於抄录成文。至《史记》赞秦，全用贾生三论，则以
“善哉贾生推言”一句引起。《汉书·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
序云尔”一句作收。虽用成文，而宾主分明，不同袭善。志为史体，其中不无引
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艺文选集，则作者本名，自应标於目录之下。今若刊去所载
文辞，分类载入考传诸体，则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须仍复如《史》《汉》之例，
标而出之。至文有蔓长，须加删节者，则以“其略曰”三字领起，如孟坚载贾谊
诸疏之例，可也。援引旧文，自足以议论者，则如《伯夷列传》中，入“其传曰”
云云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缀序引，后附论赞，今世纂家，多称野史氏曰，
或称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协；莫如直仿东汉之例，标出论曰、序曰之体
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异，或加案曰亦可。否则直入本文，不加标目，随时
斟酌，均在夫相体裁衣耳。
一、传体宜归画一也。列传行述入艺文志，前书已辨其非。然国史取材邑志，
人物尤属紧要。盖典章法令，国有会典，官有案牍，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
即或偶有遗脱，不患无从考证。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显，太常议谥，史臣
立传，则姓名无由达乎京师。其幽独之士，贞淑之女，幸邀旌奖，按厥档册，直
不啻花名卯册耳。必待下诏纂修，开馆投牒，然后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志
不详备，则日后何由而证也？夫传即史之列传体尔。《儒林》、《游侠》，迁
《史》首标总目；《文苑》、《道学》，《宋史》又画三科。先儒讥其标帜启争，
然亦止标目不及审慎尔。非若后世志乘传述碑版，统列艺文。及作人物列传，又
必专标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贤、文苑之类，挨次排纂，每人多不过八九行，
少或一二三行，名曰传略。夫志曰輶轩实录，宜详於史，而乃以略体行之，此何
说也？至於标目所不能该，义类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则於《周臣》
阙韩通耳。按《史记》列传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标出总目。
《汉书》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标出总目。江都传列三策，不必列以
《儒林》；东方特好诙谐，不必列入《滑稽》。传例既宽，便可载瑰特之行於法
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录而入之。但以庸滥徇情为戒，不以
篇幅广狭为拘，乃属善之善耳。
一、论断宜守谨严也。史迁序引断语，俱称太史公曰云云，所以别於叙事之
文，并非专标色目。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於传志之
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
多文。自后相沿，制体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谕宋濂等据事直书，勿加论
赞。虽寓谨严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则以为是非褒贬，第欲其平，论赞不妨附
入；但不可作意轩轾，亦不得故恣吊诡。其有是非显然，不待推论，及传文已极
抑扬，更无不尽之情者，不必勉强结撰，充备其数。
一、典章宜归详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较人物为略，然是极言传之宜
更详耳。学校祭祀，一切开载会典者，苟州县所常举行，岂可因而不载？会典简
帙浩繁，购阅非易。使散在州县各志，则人人可观，岂非盛事？况州县举行之典，
不过多费梨枣十馀枚耳。今志多删不载，未知所谓。
一、自注宜加酌量也。班史自注於十志尤多。以后史家文字，每用自注。宋
人刻伪《苏注杜诗》，其不可强通者，则又妄加“公自注”三字。后人觉其伪者，
转矫之曰：古人文字，从无自注。然则如司马《潜虚》，自加象传，又何如耶？
志体既取详赡，行文又贵简洁，以类纂之意，而行纪传之文，非加自注，何以明
畅？但行文所载之事实，有须详考颠末，则可自注。如《潜虚》之自解文义，则
非志体所宜尔。
一、文选宜相辅佐也。诗文杂体入艺文志，固非体裁，是以前书欲取各体归
於传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无觏者，以学士着撰，必合史
例方收，而一切诗文赋颂，无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辑之也。史体纵看，志
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然综核者事详，而因以及文。文有关於土风人事者，其
类颇夥，史固不得而尽收之。以故昭明以来，括代为选，唐有《文苑》，宋有
《文鉴》，元有《文类》，明有《文选》，广为铨次，钜细毕收，其可证史事之
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论次《国语》，未尝不引谚证谣；而十五《国风》，
亦未尝不别为一编，均隶太史。此文选志乘，交相裨益之明验也。近楚抚於《湖
广通志》之外，又选《三楚文献录》。江苏宋抚军聘邵毗陵修《明文录》外，更
撰《三吴文献录》等集，亦佐《江南通志》之不及。仆浅陋寡闻，未知他省皆如
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类及。何如略仿《国风》遗意，取其有关民风流俗，参
伍质证，可资考校，分列诗文记序诸体，勒为一邑之书，与志相辅，当亦不为无
补。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为者，盍乘间为当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传例也。列女名传，创於刘向，分汇七篇，义近乎子；缀《颂》
述《雅》，学通乎《诗》，而比事属辞，实为史家之籍。班、马二史，均阙此传。
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史因之，遂为定则。然后世史家所谓列女，
则节烈之谓，而刘向所叙，乃罗列之谓也。节烈之烈为列女传，则贞节之与殉烈，
已自有殊；若孝女义妇，更不相入，而闺秀才妇，道姑仙女，永无入传之例矣。
夫妇道无成，节烈孝义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
学，岂转不及方技伶官之伦，更无可传之道哉？刘向传中，节烈孝义之外，才如
妾婧，奇如鲁女，无所不载；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为义，可为广矣。
自东汉以后，诸史误以罗列之列，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载者少，而蔡
文姬之入史，人亦议之。今当另立贞节之传，以载旌奖之名；其正载之外，苟有
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观，一长擅绝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
文苑、独行诸传之例；庶妇德之不尽出於节烈，而苟有一长足录者，亦不致有湮
没之叹云。狂瞽之言，幸惟择之！醉中草草，勿罪。
○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二）
辱示《文选》义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复。
夫踵事增华，后来易为力；括代总选，须以史例观之。昭明草创，与马迁略同。
由六朝视两汉，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则子夏《诗序》，屈子《离骚》而外，
无他策焉。亦犹天汉视先秦，略已，周则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则本纪略载而外，
不更详焉。昭明兼八代，《史记》采三古，而又当创事，故例疏而文约。《文苑》、
《文鉴》，皆包括一代；《汉书》《唐书》，皆专纪一朝；而又藉前规，故条密
而文详。《文苑》之补载陈随，则续昭明之未备；《文鉴》之并收制科，则广昭
明之未登。亦犹班固《地志》之兼采《职方》、《禹贡》，《隋书》诸志之补述
梁、陈、周、齐，例以义起，斟酌损益，固无不可耳。夫一代文献，史不尽详，
全恃大部总选，得载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参互考校，可补二十一史之不逮。其
事綦重，原与揣摩家评选文字不同，工拙繁简，不可屑屑校重。读书者但当采掇
大意，以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驳文选义例书再答
来书云：“得兄所论《文选》义例，甚以为不然。文章一道，所该甚广，史
特其中一类耳。选家之例，繁博不伦，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拟之。
若马若班，若表若志，斤斤焉以萧唐诸选，削趾适履，求其一得符合。将毋陈大
士初学时文，而家书悉裁为八股式否？东西两京文字，入选寥寥，而班、范两史
排纂，遂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书，班史不载，便近齐梁小儿，果选裨史之不逮
乎？抑史裨选之不逮乎？编年有《纲目》，纪传有廿一史，历朝事已昭如日星。
而兄复思配以文选，连床架屋，岂为风云月露之辞，可以补柱下之藏耶？选事仿
於六朝，而史体亦坏於是，选之无裨於史明矣。考镜古今，论列得失，在乎卓荦
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妇叹，均可观采，岂皆与史等哉？昔人称杜甫诗史，
而杨万里驳之，以为《诗经》果可兼《尚书》否？兄观书素卓荦，而今言犹似牵
於训诂然者，仆窃不喜。或有不然，速赐裁示！”
惠书甚华而能辨，所赐於仆，岂浅鲜哉？然意旨似犹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
虚，故敢以书报。文章一道，体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
繁然杂出，惟用所适，岂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规规以求其一似哉？若云文事本博，
而史特於中占其一类，则类将不胜其繁。《伯夷》、《屈原》诸传，夹叙夹议；
而《庄周》、《列子》之书，又多假叙事以行文。兄以选例不可一概，则此等文
字，将何以画分乎？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
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
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
藏太卜而外，其馀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
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於是选也。
《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土风
殊异，人事兴衰，纪传所不及详，编年所不能录，而参互考验，其合於是中者，
如《鸱枭》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传》之类；其出於是外者，如《七
月》追述周先，《商颂》兼及异代之类；岂非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与？两京文
字，入选甚少，不敌班、范所收，使当年早有如选《文苑》其人，裁为大部盛典，
则两汉事迹，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体坏於六朝，自是风气日下，非关《文选》。
昭明所收过略，乃可恨耳。所云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顾斤斤画文
於史外，其见尚可谓之卓荦否？杨万里不通太史观风之意，故驳诗史之说。以兄
之卓见而惑之，何哉？
○修志十议 （呈天门胡明府）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
去取，公足以绝请讬。有五难：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徵藏
书难，预杜是非难。有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
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有四体：皇恩庆典宜
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有四要：要简，要
严，要核，要雅。今拟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
请略议其所以然者为十条。先陈事宜，后定凡例，庶乎画宫於堵之意云。
一，议职掌。提调专主决断是非，总裁专主笔削文辞，投牒者叙而不议，参
阅者议而不断，庶各不相侵，事有专责。
二，议考证。邑志虽小，体例无所不备。考核不厌精详，折衷务祈尽善。所
有应用之书，自省府邻境诸志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献录》、《一统志》、
圣祖仁皇帝御纂《方舆路程图》、《大清会典》、《赋役全书》之属，俱须加意
采访。他若邑绅所撰野乘、私记、文编、稗史、家谱、图牒之类，凡可资搜讨者，
亦须出示徵收，博观约取。其六曹案牍，律令文移，有关政教典故、风土利弊者，
概令录出副本，一体送馆，以凭详慎铨次。庶能钜细无遗，永垂信史。
三，议徵信。邑志尤重人物，取舍贵辨真伪。凡旧志人物列传，例应有改无
削。新志人物，一凭本家子孙列状投柜，核实无虚，送馆立传。此俱无可议者。
但所送行状，务有可记之实，详悉开列，以备采择，方准收录。如开送名宦，必
详曾任何职，实兴何利，实除何弊，实於何事有益国计民生，乃为合例。如但云
清廉勤慎，慈惠严明，全无实徵，但作计荐考语体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
开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开列着有何书，见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经，何
等着作有关名教，孝友亦必开明於何事见其能孝能友。品虽毋论庸奇偏全，要有
真迹，便易采访。否则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鱼
鱼鹿鹿，何以辨真伪哉？至前志所收人物，果有遗漏，或生平大节，载不尽详，
亦准其与新收人物，一例开送，核实增补。
四，议徵文。人物之次，艺文为要。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
如文选；而一邑着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今拟更定凡例，
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
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但艺文入志，例取盖棺论定；现存之人，虽有
着作，例不入志。此系御纂续考馆成法，不同近日志乘，掇拾诗文，可取一时题
咏，广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学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业，无论
经史子集，方技杂流，释门道藏，图画谱牒，帖括训诂，均得净录副本，投柜
送馆，以凭核纂。然所送之书，须属共见共闻；即未刻行，亦必论完成集者，方
准收录。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页，及从无序跋论定之书，概不入编，庶乎循名
责实之意。惟旧志原有目录，而藏书至今散逸者，仍准入志，而於目录之下，注
一“亡”字以别之。
五，议传例。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定，不为生人立传。历考两汉以下，如
《非有先生》、《李赤》诸传，皆以传为游戏。《圬者》、《橐驼》之作，则借
传为议论。至《何蕃》、《方山》等传，则又作贻赠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
为生人作传，其实非史法也。邑志列传，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惟
妇人守节，已邀旌典；或虽未旌奖，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统得破格录入。
盖妇人从一而终，既无他志，其一生责任已毕，可无更俟没身。而此等单寒之家，
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或在穷乡僻壤，子孙困於无力，以及偶格成例；
今日不予表章，恐后此修志，不免遗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苟一时
政绩卓然可传，舆论交推，更无拟议者，虽未经没身论定，於法亦得立传。盖志
为此县而作，为宰有功此县，则甘棠可留；虽或缘故被劾，及乡论未详，安得没
其现施事迹？且其人已去，即无谀颂之嫌，而隔越方州，亦无遥访其人存否之例。
惟其人现居本县，或现升本省上官及有统辖者，仍不立传；所以远迎合之嫌，杜
是非之议耳。其例得立传人物，投递行状，务取生平大节合史例者，详慎开载；
纤琐飣饾，凡属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诞，义非惩创；或讬神鬼，或称奇
梦者，虽有所凭，亦不收录，庶免凫履羊鸣之诮。
六，议书法。典故作考，人物作传，二体去取，均须断制尽善，有体有要，
乃属不刊之书，可为后人取法。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民风土俗，而浮夸形胜，
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其有古迹胜概，确乎可凭，名人题咏，卓然可纪者，亦
从小书分注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厘正史体，别於稗乘耳。盖志体譬之
治室，厅堂甲第，谓之府宅可也。若依岩之构，跨水之亭，谓之别业可，谓之正
寝则不可。玉{鹿主}丝绦，谓之仙服可，谓之绅笏则不可。此乃郡县志乘，与卧
游清福诸编之分别也。列传亦以名宦乡贤，忠孝节义，儒林卓行为重。文苑方技
有长可见者，次之。如职官而无可纪之迹，科目而无可着之业，於法均不得立传。
盖志属信史，非如宪纲册籍，一以爵秩衣冠为序者也。其不应立传者，官师另立
历任年谱，邑绅另有科甲年谱，年经月纬之下，但注姓名，不得更有浮辞填入。
即其中有应立传者，亦不必更於谱内，注明有传字样，以昭画一。若如近日通行
之例，则纪官师者，既有职官志，以载受事年月，又有名宦志，以载历任政绩；
而於他事有见於生祠碑颂、政绩序记者，又收入艺文志。记邑绅者，既有科目志，
又有人物志，亦分及第年分与一生行业为两志；而其行业有见於志铭传诔者，则
又收入艺文志。一人之事，叠见三四门类，於是或於此处注传见某卷，於彼处注
详见某志，字样纷错，事实倒乱，体裁烦碎，莫此为甚。今日修志，尤当首为厘
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议援引。史志引用成文，期明事实，非尚文辞。苟於事实有关，即胥吏
文移，亦所采录，况上此者乎？苟於事实无关，虽班扬述作，亦所不取，况下此
者乎？但旧志艺文所录文辞，今悉散隶本人本事之下，则篇次繁简不伦；收入考
传方幅之内，其势不无删润。如恐嫌似剿袭，则於本文之上，仍标作者姓名，以
明其所自而已。而标题之法，一仿《史》、《汉》之例。《史》、《汉》引用周
秦诸子，凡寻常删改字句，更不识别，直标“其辞曰”三字领起。惟大有删改，
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别之。若贾长沙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
皆仿此。然诸文体中，各有应得援引之处，独诗赋一体，应用之处甚少。惟地理
考内，名胜条中，分注之下，可载少许，以证灵杰。他若抒写性灵，风云月露之
作，果系佳构，自应别具行稿，或入专主选文之书，不应搀入史志之内，方为得
体。且古来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并行不悖，未闻可以合为一书。则志
中盛选诗词，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风俗篇中，有必须徵引歌谣之处，又不
在其例。是又即《左》、《国》引谚徵谣之义也。
八，议裁制。取艺文应载一切文辞，各归本人本事，俱无可议。惟应载传志
行状诸体，今俱删去，仍取其文裁入列传，则有难处者三焉；一则法所不应立传，
与传所不应尽载者，当日碑铭传述，或因文辞为重，不无滥收。二则志中列传，
方幅无多，而原传或有洋洋大篇；全录原文，则繁简不伦；删去事迹，则召怨取
议。三则取用成文，缀入本考本传，原属文中援引之体，故可标作者姓名及“其
辞曰”三字，以归徵引之体。今若即取旧传，裁为新传，则一体连编，未便更着
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马迁传》，全用《史记自序》，则以“迁之自序云尔”
一句，标清宾主。盖史公《自序》，原非本传，故得以此句识别之耳。若考武以
前纪传，全用《史记》成文者，更不识别；则以纪即此纪，传即此传，赞即此赞，
其体更不容标司马迁曰字样也。今若遽同此例，则近来少见此种体裁，必有剿袭
雷同之谤。此三端者，决无他法可处，惟有大书分注之例，可以两全。盖取彼旧
传，就今志义例，裁为新传，而於法所应删之事，未便遽删者，亦与作为双行小
字，并作者姓氏，及删润之故，一体附注本文之下。庶几旧志徵实之文，不尽刊
落，而新志谨严之体，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谨严之例者，一仍其
旧，以见本非好为更张也。
九，议标题。近行志乘，去取失伦，芜陋不足观采者，不特文无体要，即其
标题，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则天文、地理、礼仪、食货数大端，
本足以该一切细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则分星野占候为两志，於地理又
分疆域山川为数篇，连编累牍，动分几十门类。夫《史》、《汉》八书十志之例
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访人物而立传，则名宦、乡贤、儒林、卓行数端，
本不足以该古今人类。而今人每好合并，於是得一逸才，不问其行业如何超卓，
而先拟其有何色目可归；得一全才，不问其学行如何兼至，而先拟其归何门类为
重；抵牾牵强，以类括之。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曷尝必首标其色目哉？所
以然者，良由典故证据诸文，不隶本考而隶艺文志，则事无原委，不得不散着焉，
以藏其苟简之羞。行状碑版诸文，不隶本传而隶艺文志，则人无全传，不得不强
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数。故志体坏於标题不得史法，标题坏於艺文不合史例；而
艺文不合史例之原，则又原於创修郡县志时，误仿名山图志之广载诗文也。夫志
州县与志名山不同。彼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摩宛肖为工，崖颠之碑，壁阴之记，
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
徵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若夫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民人社稷，政教
典故，所用甚广，岂可与彼一例？而有明以来，相沿不改，故州县志乘，虽有彼
善於此，而卒鲜卓然独断，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当一破夙习，以还正
史体裁者也。
十，议外编。廿一史中，纪表志传四体而外，《晋书》有载记，《五代史》
有附录，《辽史》有《国语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图
式；所用虽各不同，要皆例以义起，期於无遗无滥者也。邑志猥并错杂，使同稗
野小说，固非正体；若遽以国史简严之例处之，又非广收以备约取之意。凡事属
琐屑而不可或遗者，如一产三男，人寿百岁，神仙踪迹，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
喜之传，虽非史体所重，亦难遽议刊落；当於正传之后，用杂着体，零星纪录，
或名外编，或名杂记，另成一体，使纤夥飣饾，先有门类可归，正以厘清正载之
体裁也。谣歌谚语，巷说街谈，苟有可观，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论笔削义例大意，
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而此议前五条，则先事之事宜，有彼书所不
及者。若彼书所条，此议亦不尽入，则此乃就事论事，而馀意推广於纂修之外者，
所未遑也。至论俗例拘牵之病，此较前书为畅；而艺文一志，反覆论之特详。是
又历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为是拔本塞源之论，而断行新定义例，初
非好为更张耳。阅者取二书而互考焉，从事编纂之中，庶几小有裨补云。（自跋）
○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
呜呼！艺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负其胸中之奇，
至於抵牾掎撅，不得已而见之於文，伤已！乃其所谓文者，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
案，苦雨凄风，所与刻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
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於尽，可胜慨哉！幸而輶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然
汉史所录，《隋志》阙亡者若而人；《隋志》所录，《唐书》残逸者若干家；
《崇文总目》，《中兴书目》，《文渊阁目》，上下千年，大率称是。岂造物忌
才，精华欲秘欤？抑所撰述，精采不称，不足传久远欤？而两汉以下，百家丛脞，
雅俗杂揉，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者，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旧志》，
艺文不载书目，故前人着作，未尽搜罗；而本传附录生平着书，今亦不少概见。
然则斯考所采，更阅三数十年，其散逸遗亡，视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为诸
家惜也。今采摭诸家，勒为一考，厥类有四：曰经，曰史，曰子，曰集。其别有
三：曰传世，曰藏家，俱分隶四部；曰亡逸，别自为类，附篇末。
论曰：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文章汇次
甲乙成编，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证而易详，文以兼收而大备。故昭明以后，
唐有《文苑》，宋有《文鉴》，元有《文类》，括代总选，雅俗互陈，凡以辅正
史，广见闻，昭文章也。第十五《国风》，十二《国语》，固宜各有成书，理无
可杂。近世多仿《国语》而修邑志，不闻仿《国风》而汇辑一邑诗文，以为专集；
此其所以爱不忍删，牵率抵牾，一变艺文成法欤。夫史体尚谨严，选事贵博采。
以此诗文拦入志乘，已觉繁多，而以选例推之，则又方嫌其少。然则二者自宜各
为成书，交相裨佐明矣。至着作部目，所关至钜，未宜轻议刊置。故今一用古法，
以归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删者，暂隶附录。苟踵事增华，更汇成书，以裨志之不
逮，呜呼！庶有闻风而嗣辑者欤？
○天门县志五行考序
尧水汤旱，圣世不能无灾。回星反火，外物岂能为异？然而石鹢必书，螟蝗
谨志者，将以修人事，答天变也。自《援神》、《钩命》，符谶荒唐，遂失谨严。
而班、范所录，一准刘向《洪范》之传，连类比附，证合人事，虽存警戒，未始
无附会矣。夫天人之际，圣人谨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灾祥，杂出不一；
圣人第谨书之，而不与斤斤规合，若者应何事，若者应何人。非不能也，盖徵应
常变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牵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灾变之不
足畏，毋乃欲谨而反怠欤？草木变异，虫兽祸孽，史家悉隶五类，列按五事。余
以为祥异固有为而作，亦有不必尽然，难以附合者。故据事直书，不分门类，不
注徵应，一以年月为次。人事有相关者，杂见他篇，可自得焉。
○天门县志学校考序
阙里备家乘矣，成均辑故事矣。胶庠泮水，寰宇同风，曷事连编采摭，更为
专考？抑自两汉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学校有兴无废。披水筑宫，拂虡拭履，
有事则於中讲明而施行之；无事则父老子弟，於以观游自淑，而礼法刑政，民彝
物则，胥出於是焉。则学校固与吏治相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坠绪茫然，抚钟
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兴矣。
○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
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
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
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
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惟是记传叙述之人，皆出史学。史学不讲，而记传叙述
之文，全无法度。以至方志家言，习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驯，抑亦有害事理。曾
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鄙则文不雅也，倍则害於事也。文士囿於习气，
各矜所尚，争强於无形之平奇浓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异，何可争，亦何必
争哉？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驯，难以行远；抑且害於事理，失其
所以为言。今既随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约举数端，以为梗
概。则不惟志例洁清，即推而及於记传叙述之文，亦无不可以明白峻洁，切实有
用，不致虚文害实事矣。
如《石首县志》，举文动称石邑，害於事也。地名两字，摘取一字，则同一
字者，何所分别？即如石首言石，则古之县名，汉有石成，齐有石秋，隋有石南，
唐有石岩，今四川有石柱厅，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楼县，江南有石埭县，江
西、广东又俱有石城县，后之观者，何由而知为今石首也？至以县称邑，亦习而
不察其实，不可训也。邑者城堡之通称，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称邑。
《诗》称京邑，春秋诸国通好，自称敝邑，岂专为今县名乎？小而乡村筑堡，十
家之聚，皆可称邑，亦岂为县治邪？
至称今知县为知某县事，亦非实也。宋以京朝官知外县事，体视县令为尊，
结衔犹带京秩，故曰某官知某县事耳。今若袭用其称，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则治下尊之之辞；施於辞章则可，用以叙事，鄙且倍矣。邑宰
则春秋之官，虽汉人施於碑刻，毕竟不可为训。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滥用以疑后
人也。官称不用制度而多文语，大有害於事理。曾记有称人先世为司马公者，适
欲考其先世，为之迷闷数日，不得其解。盖流俗好用文语，以《周官》司马，名
今之兵部；然尚书侍郎与其属官，皆可通名司马，已难分矣。又府同知，俗称亦
为司马，州同亦有州司马之称。自兵部尚书以至州同，其官相悬绝矣。司马公三
字，今人已不能辨为何官，况后世乎？以古成均称今之国子监生，以古庠序称今
之廪增附生。明经本与进士分科，而今为贡生通号，然恩、拔、副、岁、优、功、
廪、增、附、例十等，分别则不可知矣。通显贵官，则谥率恭文懿敏；文人学子，
号多峰岩溪泉。谥则称公，号则先生处士，或如上寿祝辞，或似荐亡告牒，其体
不知从何而来。项籍曰：“书足以记姓名。”今读其书，见其事，而不知其人何
名，岂可为史家书事法欤？
又如双名止称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台柳称卿，则语不完，而荀卿、
虞卿，皆可通用。安重荣称荣，则语不完，而桓荣、寇荣，皆可通用。至去疾称
疾，无忌称忌，不害称害，且与命名之意相反，岂尚得谓其人欤？妇女有名者称
名，无名者称姓。《左》、《史》以来，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称氏，甚至
称为该氏，则於义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为节烈妇女撰文，往往不称姓
氏，而即以节妇烈女称之，尤害理也。妇人守节，比於男子抒忠；使为逢、比诸
公撰传，不称逢、比之名，而称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经生之为时艺，首用二语
破题。破题例不书名，先师则称圣人，弟子则称贤者，颜、曾、孟子则称大贤；
盖仿律赋发端，先虚后实，试帖之制度然尔。今用其法以称节孝，真所谓习焉不
察者也。
柳子曰：“参之太史以着其洁。”未有不洁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为洁，
选辞欲其纯而不杂也。古人读《易》如无《书》，不杂之谓也。同为经典，同为
圣人之言，倘以龙血鬼车之象，而参粤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鱼旐之梦，而系春王
正月之次；则圣人之业荒，而六经之文且不洁矣。今为节妇着传，不叙节妇行事，
往往称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为舟耳。诗人讬以起
兴，非柏舟遂为贞节之实事也。《关雎》可以兴淑女，而雎鸠不可遂指为淑女；
《鹿鸣》可以兴嘉宾，而鸣鹿岂可遂指为嘉宾？理甚晓然。奈何纪事之文，杂入
诗赋藻饰之绮语？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则名言之萃着也。“名不正则
言不顺”，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书有体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
也。荀徇俗而无伤於理，不害於事，虽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随时变通之义，今亦
不尽执矣。
○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於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
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着於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
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
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
悉心於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於体例，
求其是尔，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须从
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
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
臆测所能为也。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
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
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夫图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
正者，加之意也。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
献而轻沿革耳。”戴他顾而语人曰：“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
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谓沿革误，而通部之书皆误者，
亦止能误入载籍可稽之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
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没
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核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
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
“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
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
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
凭；迁於此而不详，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
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
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
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
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
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
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
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
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
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
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
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
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
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
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
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
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
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
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
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
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
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着作之史，
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着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
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
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着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
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
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
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
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
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
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
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
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
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
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
仍散着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
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核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着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
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
传体。然班氏撰入《汉·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
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
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
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
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叹执事明鉴，
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见，送志稿时，执事留日无多，即云：“志颇精当；内有
讹错，亦易改正。”数语即为定评。
今诸缙绅，磨勘月馀，签摘如麻，甚至屡加诋诘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
抱惭无地！然究竟推敲，不过职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颠倒错落；文徵碑记一卷，
时代不按先后，诚然抵牾。然校书如仇，议礼成讼，办书之有签商往复，亦事理
之常。否则古人不必立校雠之学；今人修书，亦不必列校订参阅之衔名矣。况职
官、科目二表，实有办理错误之处；亦有开送册籍，本不完全之处。文徵则因先
已成卷，后有续收，以致时代有差。虽曰舛误，亦不尽无因也。而诸绅指摘之外，
严加诋诃，如塾师之於孺子，官长之於胥吏，则亦过矣。况文理果系明通，指摘
果无差失，鄙人何难以严师奉之。今开卷第一条，则凡例原文云“方志为国史要
删”，语本明白。要删，犹云删要以备用尔。语出《史记》，初非深僻。而签改
为要典，则是国史反藉方志为重，事理失实，而语亦费解矣。文徵《二圣祠记》，
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顷复活”。化即死也，故字书死字从化字之半。其
文亦自明白。今签立化句云“有误，否则下文复活无根。”由此观之，其人文理
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诃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职官、科目之表，舛误自应改
正。然职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属七县画分七格，再取每属
之职官科目，逐一分格，则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
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汉书·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
内各注名目，最为执简驭繁之良法。今签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
徵以各体文字分编，通部一例，偶因碑记编次舛误，自应签驳改正可也。今签忽
云：“学校之记当前，署廨列后，寺观再次於后。”则一体之中，又须分类；分
类未为不可，然表奏、序论、诗赋诸体，又不分类，亦不签改，则一书之例，自
相矛盾。由此观之，其人於书之体例，原不谙习，但知信口詈骂，不知交际有礼
义也。其馀摘所非摘、驳所非驳之处甚多，姑举一二以概其馀。则诸绅见教之签，
容有不可尽信者矣。
《荆志》风俗，袭用旧文，以谓士敦廉让。今观此书签议，出於诸绅，则於
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虚实，而於体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编次，一味横肆斥骂，殆於
庸妄之尤，难以语文风士习矣。因思执事数日之间，评定志稿得失，较诸绅汇集
多日，纷指如麻，为远胜之，无任钦佩之至。但此时执事无暇及此，而鄙人又逼
归期，俟明岁如签声覆，以听进止可耳。
○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乡知县移剧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号称畿南
冲要；而县志尚未裒合成书，文献之徵，阙焉未备。余有志蒐罗，下车之始，姑
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与乡缙绅讨论商榷，采取两县旧志，参互考订，益以后
所见闻，汇辑为编；得图说二篇，表二篇，志七篇，传五篇，凡一十六篇，而叙
例目录之列於卷首，杂采缀记之附於卷末者，不与焉。五十年春正月，书成。会
余迁河间府同知，寻以罣误免官，羁迹旧治。而继为政者，休宁吴君，自隆平移
治兹县。吴君故尝以循良名声三辅，而大雅擅文，所学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
逆於心。因以志稿属君订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为志之由，而质之吴君。
曰：往在肥乡官舍，同年友会稽章君学诚，与余论修志事。章君所言，与今
之修志者异。余徵其说，章君曰：“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
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
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
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
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
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
盖已久矣。”余曰：“图经於今，犹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图经，今不可见。
间有经存图亡，如《吴郡图经》《高丽图经》之类；又约略见於群书之所称引，
如水经地志之类，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图经，则州县舆图，与六条宪纲之册，其
散着也。若元明之《一统志》书，其总汇也。散着之篇，存於官府文书，本无文
理，学者所不屑道。统汇之书，则固地理专门，而人物流寓，形胜土产，古迹祠
庙诸名目，则因地理而类撮之，取供文学词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为书之本意也。
故形胜必用骈俪，人物节取要略，古迹流连景物，祠庙亦载游观，此则地理中之
类纂，而不为一方文献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则统志之例，非与？阎氏若璩以谓统志之书，不当载人物者，其
言洵足法与？”章君曰：“统志创於元明，其体本於唐宋，质文损益，具有所受，
不可以为非也。《元和郡县》之志，篇首各冠以图，图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经
纬之外，无旁缀焉；此图经之本质也。《太平寰宇》之记，则入人物艺文，所谓
踵事而增华也。《嘉熙方舆胜览》，侈陈名胜古迹，游览辞赋，则逐流而靡矣。
《统志》之例，补《寰宇》之剩义，删名胜之支辞，折衷前人，有所依据，阎氏
从而议之过矣。然而其体自有轻重，不可守其类纂名目，以备一方文献之全，甚
晓然也。”余曰：“古之方志，义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与后代割据
之雄，大抵国自为制，其体固不侔矣。郡县之世，则汉人所为《汝南先贤》、
《襄阳耆旧》、《关东风俗》诸传说，固已偏而不备，且流传亦非其本书矣。今
可见者，宋志十有馀家，虽不能无得失，而当时图经纂类名目未盛，则史氏家法
犹存。未若今之直以纂类子目，取为全志，俨如天经地义之不可易也。”余曰：
“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吴郡志》，罗氏之《新安志》，
其尤善也。《罗志》芜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详，其所蔽也。《罗志》意存着
述，《范志》笔具翦裁，其所长也。后人得着述之意者鲜矣。知翦裁者，其文削
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
氏《武功》之志，韩氏《朝邑》之志，其显者也。何为文人习气？盖仿韩退之
《画记》而叙山川物产，不知八书十志之体，不可废也。仿柳子厚《先友记》而
志人物，不知七十列传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犹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
无论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
之外，必有义焉，史家着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着作？然不讬於着作，
则不能以传世而行远也。文案簿籍，非不详明，特难乎其久也。是以贵专家焉。
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度，
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当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
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
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於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
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绮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
法也。此则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徵，
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徵，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於家谱者矣。未闻
取於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然其故，实始於误仿图经纂类之名
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尽也。然於志事，实不敢掉以轻心焉。二图包括地
理，不敢流连名胜，侈景物也。七志分别纲目，不敢以附丽失伦，致散涣也。二
表辨析经纬，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芜秽也。五传详具事实，不敢节略文饰，失徵
信也。乡荐绅不余河汉，勤勤讨论，勒为斯志，庶几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
所谓误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着作专家，则余谢不敏矣。
○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战国楚黔中地，秦楚争衡，必得黔中
以为橐钥；所谓旁摄溪蛮，南通岭峤，从此利尽南海者也。后汉尝移荆州治此，
盖外控诸蛮，则州部之内，千里晏然。隋唐以来，益为全楚关键。五季马氏既并
朗州，而后屹然雄视，诸镇莫敢与抗矣。盖北屏荆渚，南临长沙，远作滇、黔门
户，实为控要之区，不其然欤？我朝奕世承平，蛮夷率服，大湖南北，皆为腹地。
康熙二十二年，满州将军驻防荆州，遂移提督军门，弹压常德。后虽分湖南北为
两部院，而营制联络两部，呼吸相通，故节制之任，仍统於一。
余承乏两湖，尝按部常德，览其山川形势，慨想秦汉通道以来，治乱机缄，
割制利弊，与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进守土长吏，讲求而切磋究之。知
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六条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辑於康熙九
年，故册荒陋，不可究诘；百馀年之文献，又邈焉无徵；於是请事重修。余谓此
能知其大也。虽然，方志遍寰宇矣，贤长吏知政事有恒，而载笔之士，不知辞尚
体要，猥芜杂滥，无讥焉耳。即有矫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辞采，学士
侈其蒐罗，而於事之关於经济，文之出於史裁，则未之议也。
会稽章典籍学诚，游於余门。数为余言史事，黎然有当於余心。余嘉李君之
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
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着封建、
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
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俗志附会古迹，
题咏八景，无实靡文，概从删略。其有记序文字，歌咏篇什，足以考证事实，润
色风雅，志家例录为艺文者；今以艺文专载书目，诗文不可混於史裁，别撰《文
徵》七卷，自为一书，与志相辅而行。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说，无当经纶，而有
资谈助者，更为《丛谈》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区分类别，所以辨明识职，
归於体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献，亦以辅政教也。披览舆图，则善德、桃源之为山镇，渐、
潜、沧浪之为川泽，悠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
应司隶之流，制苗蛮於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於唐时；因地制宜，
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
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
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贡》、《职方》，雄据於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於前明。
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
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
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於萧梁，五季称雄於高氏，一时献
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
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
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
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
远安隶荆门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
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於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
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
视昔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
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钜工大役，次第兴举。余於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
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於群公，询於寮寀，群策材力，
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於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后
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
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於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着於古者，
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
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
时见於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着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
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
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
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着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诸
考，人物详於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仍着录
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於本
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徵。自云：志师八
家《国语》，文徵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馀，
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
一书，钜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
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
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
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於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於余。余故备悉其始末，
而叙於卷端。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赵
宋改治调弘，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
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
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徵州县之书，乃论次
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徵，且请余为之序。
余披览其书，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近
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
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
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今
王君是志，凡目数十，括以八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首曰编年，存史法也。
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次曰方舆，考地理也。县之有由立
也，山川古迹，以类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
廨署，以至坛庙，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户田赋役之隶於司徒，邮驿
兵防之隶於司马，皆《洪范》八政之经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长佐师儒，政
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传矣。次曰选举，辟才俊也。论秀书升，《王制》
之大，兴贤与能，《周官》是详；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艺文，
一以徵文，一以考献，皆搜罗放失，谨备遗忘，尤为乘时之要务也。人物必徵实
事，而不以标榜为虚名；艺文谨着部目，而不以诗文充篇幅。盖人物为马《史》
列传之遗，艺文为班刘着录之例，事必师古，而后可以法当世也。部分为八，亦
既纲举而目张矣。至於序例图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说，缀於简末，别为篇次，
不入八门。殆如九夫画井，八阵行军，经纬灿然，体用具备。乃知方志为一方之
政要，非徒以风流文采，为长吏饰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县以来，凡三徙矣。今县治形势，实为不易，四顾平衍之中，至县
群山涌出，东有龙盖，南有马鞍，西有绣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
是以明代至今，相仍为治。夫抚驭必因形势，为政必恃纲纪，治书必贵体要，一
也。王君以儒术入仕，知所先务。其於治书，洵有得於体要，后人相仍，如县治
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书者，果能实见诸政治，则必
不以簿书案牍为足称职业，文采绚饰为足表声誉；是则虽为一县之志，即王君一
人之治书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书武功志后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
三曰《祠祀》，四曰《田赋》，五曰《宫师》，六曰《人物》，七曰《选举》。
首仿古人着述，别为篇叙，高自位置，几於不让，而世多称之。王氏士正，亦谓
“文简事核，训辞尔雅”；后人至欲奉为修志楷模，可为幸矣。夫康氏以二万许
言，成书三卷，作一县志，自以谓高简矣。今观其书，芜秽特甚。盖缘不知史家
法度，文章体裁，而惟以约省卷篇，谓之高简，则谁不能为高简邪？
志乃史裁，苟於事理无关，例不滥收诗赋，康氏於名胜古迹，猥登无用诗文；
其与俗下修志，以文选之例为艺文者，相去有几？夫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
侯，严名分也。历代帝王后妃，史尊纪传，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
里，表明其说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载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
下为家，於一县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则首列后稷以至文王，节录太史《周纪》；
次则列唐高祖、太宗，又节录《唐本纪》，乖刺不可胜诘矣。方志不当僣列帝王，
姑且勿伦。就如其例，则武王以下，何为删之？以谓后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
则太王尝迁於岐，文王又迁於丰，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实有天下，文王以
上，不过追王，故录之耶？则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义？以谓高祖、太宗生长
其地，故录之耶？则显懿二祖，何为删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为中
间独无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谓妇从夫耶？则唐高祖之太穆窦
后，太宗之文德长孙皇后，皆有贤名，何为又不载乎？夫载所不当载，为芜为僣，
以言识不足也。就其自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诘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
称高简者哉？
尤可异者，志为七篇，舆图何以不入篇次？盖亦从俗例也。篇首冠图，图止
有二，而苏氏《璇玑》之图，乃与舆图并列，可谓胸中全无伦类者矣。夫舆图冠
首，或仿古人图经之例，所以揭一县之全势，犹可言也。《璇玑》之图，不过一
人文字，或仿范氏录蔡琰《悲愤诗》例，收於列女之传可也。如谓图不可以入传，
附见传后可也。蓦然取以冠首，将武功为县，特以苏氏女而显耶？然则充其义例，
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图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阵之
图冠首？虽曰迂谬无理，犹愈《璇玑图》之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师志》褒贬
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书朝邑志后
韩邦靖《朝邑志》二卷，为书七篇：一曰《总志》，二曰《风俗》，三曰
《物产》，四曰《田赋》，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杂记》。总约
不过六七千言，用纸十六七番，志乘之简，无有过於此者。康《武功》极意求简，
望之瞠乎后矣。康为作序，亦极称之。
今观文笔，较康实觉简净；惟总志於古迹中，入唐诗数首为芜杂耳。康氏、
韩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於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
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谬百出。韩氏则更不可以
为志，直是一篇无韵之《朝邑赋》，又是一篇强分门类之《朝邑考》；入於六朝
小书短记之中，如《陈留风俗》、《洛阳伽蓝》诸传记，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
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志，以《朝邑》为稍优。然《朝
邑志》之疵病虽少，而程济从建文事，滥采野史，不考事实，一谬也。并选举於
人物，而举人进士不载科年，二谬也。书其父事，称韩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
何名。列女有韩太宜人张氏，自系邦靖尊属；但使人至今不知为何人之妻，何人
之母。古人临文不讳。或谓司马迁讳其父谈为同；然《滑稽传》有谈言微中，不
讳谈字，恐讳名之说未确。就使讳之，而自叙家世，必实着其父名，所以使后人
有所考也。今邦靖讳其父，而使人不知为谁；称其尊属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为
谁之妻母；则是没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损矣。三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则别自为编，识以甲乙，便稽
核耳。后人以缯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故以篇为文之起讫，而卷则概以轴之
所胜为量；篇有义理，而卷无义理故也。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可增倍蓰，
题名为卷，不过存古名耳。如累纸不须别自为册，则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数，为
其本自无义理也。今《武功》、《朝邑》二志，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门类，而括题
俱以篇名，可谓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纸六十馀番，一册足用，而必分七篇
以为三卷，於义已无所取。《朝邑》用纸仅十馀番，不足一册之用，而亦分七篇
以为二卷，则何说也？或曰：此乃末节，非关文义，何为屑屑较之？不知二家方
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题名目，犹且不达古人之意，则其一笔一削，希风前哲，不
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书吴郡志后
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户口税租，
曰土贡，曰风俗，曰城郭，曰学校，曰营寨，曰官宇，曰仓库，而场务附焉，曰
坊市，曰古迹，曰封爵，曰牧守，曰题名，曰官吏，曰祠庙，曰园亭，曰山，曰
虎邱，曰桥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进士题名，曰土物，曰
宫观，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县记，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
事，曰异闻，曰考证，曰杂咏，曰杂志。篇首有绍定二年，汴人赵汝谈序。言
“石湖志成，守具木欲刻。时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哗曰：‘是书非石湖笔
也。’守莫敢刻，遂藏学宫。绍定初元，广德李侯寿朋以尚书郎出守。其先度支
公嘉言，石湖客也。谒学问故，惊曰：‘是书犹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从其
家求遗书，校学本无少异。而书止绍熙三年，其后大建置，如百万仓、嘉定新邑、
许浦水军、顾迳移屯等类皆未载。於是会校官汪泰亨，与文学士杂议，用褚少孙
例，增所阙遗，订其误伪，而不自别为续焉。”又曰：“石湖在时，与郡士龚颐、
滕成、周南厚三人数咨焉，而龚荐所闻於公尤多，异论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载
所为书，篇目可考”云云。其为人所推重如此。今学者论宋人方志，亦推罗氏
《新安志》与范氏《吴郡志》为称首，无异辞矣。
余谛审之，文笔亦自清简；后世方志庸猥之习，彼时未开，编次亦尔雅洁。
又其体制详郡而略县，自沿革、城池、职官题名之属，皆有郡而无县。县记二卷，
则但记官署，间及署中亭台，或取题石记文而无其名姓，体参差不一律。此则当
日志例，与近日府志之合州县志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别有专篇讨论其事，此固
可无论也。第他事详郡略县，称其体例可也；沿革有郡无县，则眉目不分矣。宜
其以平江路府，冒吴郡之旧称，冠全志而不知其谬也。且沿革叙入宋代，则云
“开宝元年，吴越王改中吴军为平江军。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考史，是
时改苏州矣，而志文不着改州。下突接云：“政和三年，升苏州为平江府。”上
无苏州之文，忽入升州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体采摭史籍及诗文说部，编辑而
成，仍注所出於本条下，是足为纂类之法，却非着作体也。风俗多摭吴下诗话，
间亦考订方音，是矣。徐佑辈九老之会，章岵辈耆英之会，皆当日偶为盛事，不
当入风俗也。学校在四卷，县记在三十七八卷；县治官宇，既入县记，而学校兼
志府县之学，是未出县名而先有学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伦。提
点刑狱司、提举常平盐茶司题名，不入牧守题名本类，而附见官宇之后，亦非法
度。提点刑狱题名，皆大书名姓於上，而分注出身与来去年月於下；提举常平盐
茶，皆大书官阶名姓於上，而分注任事年月於下，亦於体例未画一也。牧守载有
名人，而题名反着於后，是倒置矣。官吏不载品制员额，而但取有可传者，亦为
疏略。功曹掾属，与令长相间杂次，亦嫌令长之名在县记之先也。古迹与祠庙、
官宇、园亭、冢墓、宫观、寺、山、川等，颇相混乱。别出虎丘一门於山之外，
不解类例牵连详略互注之法，则触手皆荆棘矣。
人物不自撰着，裁节史传，亦纂类之例也。依次编为八卷，不用标目分类，
尚为大雅。然如张、顾大族，代有闻人，自宜聚族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
也。乃忽分忽合，时代亦复间有颠倒，不如诸陆之萃合一编，前后不乱。岂今本
讹错，非范氏之原次欤？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纵欲严其分别，亦
当次於人物之后，别其题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后，间以进士题名、土物、宫观、
府郭寺、郊外寺、县记、冢墓，凡十二卷后，忽出仙事以下三门，遂使物典人事，
淆杂不清，可谓扰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罗极博，证事亦佳。但干府、莫邪、
属镂之剑，吴鸿、扈稽之钩，传记所载一时神物，亦复难以尽信；今概入之土物，
非其类矣。奇事一卷，异闻三卷，细勘实无分别，考证疏而不至於陋。诗赋杂文，
既注各类之下，又取无类可归者，别为杂咏一门，虽所收不恶，亦颇嫌漫漶无当
也。每见近人修志，识力不能裁断，而又贪奇嗜琐，不忍割爱，则於卷末编为杂
志，或曰馀篇。盖缘全志分门，如布算子，无复别识心裁，故於事类有难附者，
辄为此卷，以作蛇龙之菹，甚无谓也。今观范氏志末，亦为杂志，则前辈已先导
之。其实所载，皆有门类可归，惜范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号之
称谓非法，人氏名号之信笔乱填，盖宋人诗话家风，大变史文格律；其无当於方
志专家，史官绳尺，不待言矣。其所以为世所称，则以石湖贤而有文，又贵显於
当时；而翦裁笔削，虽不合於史法，亦视近日猥滥庸妄一流，固为矫出，得名亦
不偶然也。然以是为方志之佳，则不确矣。
○书姑苏志后
王鏊《姑苏志》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为之表，次
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风俗，次户口，次土产，次田
赋，次城池，次坊巷，次乡都，次桥梁，次官署，次学校，次兵防，次仓场，次
驿递，次坛庙，次寺观，次第宅，次园池，次古迹，次冢墓，次吴世家，附封爵
氏族；次平乱，次宦绩，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义、孝友、儒林、文
学、卓行、隐逸、荐举、艺术、杂技、游寓、列女、释老，凡一十三类；殿以纪
异杂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为齐。名宦分卷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为十，
而忠义与孝友合为一卷，儒林与文学合为一卷，仓场与驿递合为一卷，如此等类，
不一而足。总六十卷，亦约略纸幅多寡为之，无义例也。《苏志》名义不一，即
范氏成大以苏州为《吴郡志》，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讥王氏不当以苏州府志为
《姑苏志》，所谓贵耳而贱目也。然郡县志乘，古今卒鲜善本。如范氏、王氏之
书，虽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恶烂之中，犹为矫出。今本《苏州府志》之可取者
多，亦缘所因之故籍足采摭也。然有荒谬无理，不直一笑，虽末流胥吏，略解文
簿款式，断不出於是者，如发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县为郡邑，其谬不待言矣。表以州国郡军府路为目，
但有统部州郡而无县邑，无论体例不当，即其自标郡邑名目，岂不相矛盾耶？且
职官有知县，而沿革无县名，不识知县等官何所附耶？尤可异者，表之为体，纵
横以分经纬；盖有同年月而异地，或同世次而异支，所谓同经异纬，参差不齐，
非寻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纵横经纬以分别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
录，县之令丞簿尉，横列为经；而以朝代年月，纵横为纬。后人欲稽莅任年月，
由纵标而得其时世，由横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录，或先或后，或在同时，披表
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后，必不同时，则无难列款而书，断无经纬作表之理。表
以州国郡军府路分格。夫州则苏州也，国则吴国也，郡则郡也，军府路则平江路
府也，此皆一苏州府地先后沿革之名；称吴国时并无苏州，称苏州时并无吴郡，
称吴郡时并无平江路府；既无同时异出参差难齐之数，则按款罗列，阅者自知。
今乃纵横列表，忽上忽下，毫无义例，是徒乱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颠倒也。
《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权摄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权摄，
犹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无权守，有尉即无摄尉；权摄官与本官，断无同时互见
之理，则亦必无纵横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虚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为也。职
官列表，当以时制定名；守令之表，当题府县官表，以后贯前可也。今云古守令
表，於文义固无碍矣；至於今守令表，则今乃指时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称明之知
府知县，名实之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县官但列知县，
而削丞簿之属，此何说也？又表有经纬；经纬之法，所谓比其类而合之，乃是使
不类者从其类也。故类之与表，势不两立。表则不能为类，类则无所用表，亦胥
吏之所通晓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异制，简编繁重，画时代以分卷可
也。其体自宜旁书属籍为经，上书乡会科年为纬。举人进士，皆科第也；今乃以
科第为名，而又分举人进士列为二表，是分类之法，非比类也。且第进士者，必
先得举人，今以进士居前，举人列后，是於事为倒置，而观者耳目且为所乱，又
胥吏所不为也。凡此谬戾，如王氏鏊，号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
又浸渍於文人习气，以表无文义可观，不复措意，听一时无识之流，妄为编辑，
而不知其贻笑识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与修志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楼台阁，所列前人碑记序跋，仍其原文可也。志文叙述创
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称为州，忽称为郡，多仍《范志》原文；不知《范志》不
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为苏州，政和五年以后，名为平江路府；终宋
之世，无吴郡名。《范志》标题既谬，则志文法度，等於自郐无讥。王氏不知改
易，所谓谬也。
又叙自古兵革之事，列为平乱一门，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赋，坊巷风俗，
户驿兵仓，皆数典之目；宦迹流寓，人物列女，皆传述之体。平乱名篇，既不类
於书志数典，亦不等於列传标人，自当别议记载，务得伦序；否则全志皆当改如
记事本末，乃不致於不类之讥。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责於此志也。
其馀文字小疵，编摩偶舛，则更不足深求矣。《苏志》为世盛称，是以不得不辨，
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书滦志后
家存《滦志》四帙，板刻模糊，脱落颠倒，不可卒读；盖乾隆四十七年，主
讲永平，故滦州知州安岳蔡君薰，欲属余撰辑州志，因取旧志视余，即其本也。
按《明史·艺文志》，有陈士元《滦州志》十一卷。陈字养君，湖广应城人，嘉
靖甲辰进士，历滦州知州，有盛名；着述甚富，多见《明志》，而史不列传。
《应城县志》，有传而无书目；然县人士至今犹侈言之。余少侨应城，求其所着，
一无所见。闻前知县江浦金嶒，尽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志尚称陈君
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绍岐依例续补，虽十一卷之次，不可复寻，而门类义例，
无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云：“昔宦中州，会青螺郭公议修《许州志》。
公曰：‘海内志书，李沧溟《青州志》第一，其次即为《滦志》。’”似指陈君
原本而言。其书与人，均为当世盛称，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议更张也。今观其书，
矫诬迂怪，颇染明中叶人不读书而好奇习气；文理至此，竟不复可言矣。陈君以
博赡称，而《滦志》庸妄若此，其他着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
赞，不可解矣。
其书分四篇：一曰世编，二曰疆里，三曰壤则，四曰建置。世编用编年体，
仿《春秋》书法，实为妄诞不根。篇首大书云：“帝喾氏建九州，我冀分。”传
云：“书者何？志始也。”云云。以考九州分域，又大书云：“黄帝逐荤粥。”
传云：“书荤粥何？我边郡也。”又大书云：“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齐饿死於首
阳，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陈氏原编，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鲁国
之书，臣子措辞，义有内外，故称鲁为我，非特别於他国之君。且鲁史既以国名，
则书中自不便於书国为鲁，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县之世，天下统於一尊，珥
笔为州县志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谷传经，出於经师授受，隐微
之旨，难以遽喻，则假问答而阐明之，非史例也。州县之志，出於一手，撰述非
有前人隐义，待己阐明，而自书自解，自问自答，既非优伶演剧，何为作独对之
酬酢乎？且刘氏《史通》，尝论《晋纪》及《汉晋春秋》，力诋前人摩拟无端，
称我与假设问答，俱在所斥。陈氏号为通博，独未之窥乎？国史且然，况州县志
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纰缪。殷祀周年，两不相蒙。《洪范》为箕子陈畴，
书法变例，非正称也。陈氏为夷齐之故，而改年称祀，其下与封召公，同蒙其文，
岂将以召公为殷人乎？且夷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盖言不受禄而穷饿以死，非
绝粒殉命之谓也。大书识其年岁，不傎甚乎？即此数端，尚待窥其馀乎？
其世编分目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兴。其称我朝者，终於世宗
嘉靖二十八年；其题中兴者，断始嘉靖二十九年，实亦不得其解。疆里之目有六：
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胜概，曰风俗，曰往迹。壤则之目有七：曰户口，
曰田赋，曰盐法，曰物产，曰马政，曰兵政，曰驿传。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
曰署廨，曰儒学，曰仓库，曰铺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楼阁，曰桥渡，曰秩祀，
曰寺观。而官师人物，科目选举，俱在编年之内。官师则大书年月，某官某人来
任；其人有可称者，即仿《左传》之例，注其行实於下。科目则曰，某贡於学，
某举於乡，其中某榜进士；其有可称者，亦同官师之例，无则阙之。孝义节烈之
得旌者，书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与夫节孝之妇，贞
淑之女，偶不及旌，则无入志之例矣。
尤有异者，侯君续陈之志，於明万历四十七年，大书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
己未，分注前明年号於下；复大书冯运泰中庄际昌榜进士，又书知州林应聚来任。
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图；国朝史笔，於书明事，不关於正朔者，并不斥去天
启、崇祯年号。藉曰臣子之义，内本朝而外前明，则既书天命年号於上，事之在
前明者，必当加明字以别之；庶使阅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冯运泰乃明
之进士，林应聚乃明之知州，隶於本朝年号之下，又无明字以为之区别，是直以
明之进士知州，为本朝之科第职官，不亦诬乎！至《滦志》标题，亦甚庸妄。滦
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称《滦志》，则阅题签者，疑为滦水志
矣。然《明·艺文志》以陈士元撰为《滦州志》，则题删州字，或侯绍岐之所为。
要以全书观之，此等尚属细事，不足责也。
○书灵寿县志后
书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书可也；文有意善而辞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
辞可也。平湖陆氏陇其，理学名儒，何可轻议？然不甚深於史学。所撰《灵寿县
志》，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则重陆之为人，而取作志之本意可也。重其
人，因重其书，以谓志家之所矜式，则耳食矣。余按陆氏《灵寿县志》十卷：一
曰地理，纪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灾祥，五曰物产，六曰田赋，
七曰官师，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后妃、名臣、仕绩、孝义、隐逸、列女，
九选举，十艺文。而田赋、艺文分上下卷，祀典、灾祥、物产均合於一，则所分
卷数，亦无义例者也。其书大率简略，而田赋独详，可谓知所重矣。《叙例》皆
云：“土瘠民贫，居官者不可纷更聚敛，土着者不可侈靡争竞。”尤为仁人恺悌
之言。全书大率以是为作书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陈请於上，有所兴废於其县者，及与县人傅维云往复论修志凡例
终编。其兴废条议，固切实有用；其论修志例，则迂错而无当矣。余惧世人徇名
而忘其实也，不得不辨析於后。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纪事谬矣。纪
事，乃前代大事关灵寿者，编年而书，是於一县之中，如史之有本纪者也。纪事
可附地理，则《舜典》可附於《禹贡》，而历史本纪可入地理志矣。书事贵於简
而有法；似此依附，简则简矣，岂可以为法乎？建置之篇，删去坊表，而云所重
在人，不在於坊，其说则迂诞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无藉书志以详，亦莫如孔
子，以为所重有在，而志削其文，则阙里之志，可焚毁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犹
学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为别有所重而不
载，是学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志，直可省其目矣。寺观删而不载，
以谓辟邪崇正，亦迂而无当也。《春秋》重兴作，凡不当作而作者，莫不详书，
所以示鉴戒也。如陆氏说，则但须削去其文，以为辟邪崇正，千百载后，谁复知
其为邪而辟之耶？况寺观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传，可求古事，不当削者一也。
僧道之官，定於国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领必有其徒，不当削者二也。水旱
之有祈祷，灾荒之有赈济，弃婴之有收养，先贤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择寺
观以为公所，多遴僧道以为典守，於事大有所赖，往往见於章奏文移，未尝害於
治体；是寺观僧道之类，昔人以崇异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复生，因势利
导，必有所以区处，未必皆执人其人而庐其居也。陆氏以削而不载，示其卫道，
何所见之隘乎？官师选举，止详本朝，谓法旧志断自明初之意，则尤谬矣。旧志
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为断，已是旧志之陋；然彼固未尝取其有者而弃之也。
今陆氏明见旧志，而删其名姓，其无理不待辨矣。自古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
诸侯，理势然也。方志诸家，於前代帝王后妃，但当着其出处，不可列为人物，
此说前人亦屡议之，而其说讫不能定。其实列人物者，谬也。姑无论理势当否，
试问人物之例，统载古今，方志既以前代帝王后妃，列於人物，则修京兆志者，
当以本朝帝后入人物矣。此不问而知其不可。则陆志人物之首后妃，殊为不谨严
也。
至於篇末，与傅维云议，其初不过所见有偏，及往复再辨，而强辞不准於情
理矣。其自云：“名臣言行，如乐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维云
则谓“三代以上圣贤，事已见经籍者，史迁仍入《史记》，史迁所叙孝武前事，
班固仍入《汉书》；不以他见而遂略。前人史传文集，荒僻小县，人罕尽见，艺
文中如乐毅《报燕王书》、韩维《僖祖庙议》，不当刊削。”其说是也。陆氏乃
云：“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过於孔子。《左传》於孔子之事，不如
叔向、子产之详，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产之多；相鲁适楚，删书正乐，事
之章章於万世者，曾不一见；《孝经》、《论语》，《文言》、《系辞》，昭昭
於万世者，曾不一见。以孔子万世圣人，不必沾沾称述於一书，所以尊孔子也。”
此则非陆氏之本意，因穷於措辞，故为大言，以气盖人，而不顾其理之安，依然
诋毁阳明习气矣。《左传》乃裁取国史为之，所记皆事之关国家者，义与《春秋》
相为经纬。子产、叔向，贤而有文，又当国最久，故晋郑之事，多涉二人言行，
非故详也，关一国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时，惟相定公为郏谷之会，齐人来归汶阳
之田，是与国事相关，何尝不详载乎？其奔走四方，与设教洙泗，事与国政无关，
左氏编年附经，其体径直，非如后史纪传之体，可以特着道学、儒林、文苑等传，
曲折而书，因人加重者也。虽欲独详孔子，其道无由，岂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谓
《孝经》、《论语》、《文言》、《系辞》不入《左传》，亦为左氏之尊孔子，
其曲谬与前说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说，以不载为尊，则帝典之载尧舜，谟
贡之载大禹，是史臣不尊尧、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咏文武，是诗人不尊周先
王也；孔子删述《诗》、《书》，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说尚可通乎？且动
以孔子为拟，尤学究压人故习。试问陆氏修志初心，其视乐毅、曹彬、韩维诸人，
岂谓足以当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传赞》有云：“吾读《管子》、《牧民》、《山高》、
《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可见世所有者，不必详也。此说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马氏之微意，盖重在轶事，
故为是言。且诸子着书，亦不能尽裁入传，韩非载其《说难》，又岂因其书为世
所有而不载耶？文入史传，与入方志艺文，其事又异。史传本记事之文，故裁取
须严；而方志艺文，虽为俗例滥入诗文，然其法既宽，自可裁优而入选也。必欲
两全而无遗憾，余别有义例，此不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