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
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夫其指归，
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耳目，其
为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鲁史，学者以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于陈、蔡，始作
《春秋》。夫以彼聿修，传诸诒厥，欲求实录，难为爽误。是则义包微婉，因攫
莓而创词；时逢西狩，乃泣麟而绝笔。传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为自反袂
拭面，称吾道穷，然后追论五始，定名三叛。此岂非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所致
耶？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
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
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
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
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
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着书，抄撮
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
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着书，或有病累。而
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如葛
洪有云：“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
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案史之所书也，有其事则记，无
其事则缺。寻迁之驰鹜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唯首阳之
二子而已。然适使夷、齐生于秦代，死于汉日，而乃升之传首，庸谓有情。今者
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推为传
首，若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尽忠
而受戮，何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而乃异其篇目，各分为卷。又迁之纰缪，其
流甚多。夫陈胜之为世家，既云无据；项羽之称本纪，何求有凭。必谓遭彼腐刑，
怨刺孝武，故书违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黄、老而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
此之乖刺，复何为乎？
隋内史李德林着论，称陈寿蜀人，其撰《国志》，党蜀而抑魏。刊之国史，
以为格言。案曹公之创王业也，贼杀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祸千王莽。文
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而寿评皆依违其事，无所措言。
刘主地居汉宗，仗顺而起，夷险不挠，终始无瑕。方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辈秦缪、楚庄。而寿评抑其所长，攻其所短。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
典午攸承；蜀乃僣伪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安有背曹而向
刘，疏魏而亲蜀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
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士，
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
其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而就也。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
成一史，传诸千载，而籍以权济物议，取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
夫班彪《王命》，一何异乎？求之人情，理不当尔。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
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按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
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
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
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
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
遗其事，不取其书而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着
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且东晋之书，宋、齐之史，考其所
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
有三，事归江外。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
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
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